关键词：#日常与文化生产 #社群实践 #无效，有效

    因为一项始于2020年有关中国大陆独立的/自雇的文化与艺术工作者及其社群的研究，笔者开始关注该类艺术实践者及其社群，并在广州进行了半年的田野调查（下称田野，2020年9月至2021年）。[1]笔者的视线从（文化生产）独立劳动的主体和过程起始，逐渐移向了（文化生产）社群的实践，也在此过程中觉察到了日常性与生活化——广州的艺术实践与公共生活、行动所具有的突出特质。

     尽管此前的研究者与实践者都对“日常性”这一特质有所表述，但当前讨论主要在感受和观察的层面。本文基于作者在2020-2024年间的线下与线上田野[2]的观察笔记与采访。笔者将首先探寻日常性之于广州社群实践特质的缘由；同时反思这一机理所存在的问题；最后试图解析它对在地的实践者和来往的研究者所起到的更为长期的作用。本文希望回答：为何是日常性成为了行动和实践的表征？日常性带来了什么问题？日常性又在何时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生产的政治？

    在开始正文前，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本文所聚焦的广州的可替代性实践主要基于社群——即由个体创作者组成的或大或小，或紧密或松散的集合与组织。而本文所囊括的社群小组作为个体的案例，无意代表所有的在地社群。实际上，在地社群小组们存在的形态多样、复杂、并且关系交错；“可替代性”也并非是所有实践者们秉持或者指认的实践共识。

    在更广阔的社会光谱里，可替代实践与参与式艺术和行动主义的脉络相连。在劳动社会学的视角看来，他们多是一群非（或者说拒绝）职业化的独立的艺术创作者/文化工作者，工作形式灵活，收入来源多样并不固定。这里的“独立”，既是劳动过程与工作方式上的独立，也充满社会与文化的“独立”意涵。

    从最初以研究者与观察者的身份进入广州的社群网络，到与田野工作中的朋友们相处积淀和共同实践，笔者身份也得以转换。

目录

1 当日常成为实践与田野

    我的研究从对个体创作者的关注逐渐走向社群的转折点，在于2020年12月8日对上阳台（已于2022年春节期间关闭）的探访。我在到达广州之前便已有阅读过有关上阳台实践的文本资料，而在诸位采访对象的访谈中，上阳台也多次被提及。在我第三次拜访上阳台时[3]，恰逢当日“一起练功”的活动，有机会认识了许多上阳台及其周围的社群的成员，也由此进入在地社群的网络。

上阳台当时的内部环境： 从空间望出去到所在居民社区的场景

公共厨房

放置工具、材料的公共区域

往次活动的海报

版画工作坊的作品

小卖部的产品

以上为第一次进入上阳台空间的观察。图片摄于2020、2021年。

    这一小节将沿着田野工作的时序，从对空间和社群活动过的观察出发，转向对日常相处、活动与推手的勾勒。在此叙述过程中，笔者希望逐渐展示出实践与田野过程中的“日常性”。

1.1 空间与社群

    2020年-2021年的替代式空间和社群生活，除了位于广州市中心城区的上阳台以外，还包括一些位于小洲村、南亭村、深井村、西三村、新造镇等各处社群与实践。尽管各个据点都呈现出了不同气质或者面貌，但日常性是他们共同具有的特征。这一点也在谢思堰2017年-2019年的研究中有所展现，她指出“有别于‘临时剧场’带来的如序曲一般短促有力的美学经验”，在实体空间内长期共存、碰撞的交往关系更加因为关注“日常”和“可持续性”，也看起来更“枯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