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艺术行动主义 #参与式纪录片 #居民义工 #社群实践 #行动方式 #互助网络 #社区艺术 #旧区重建 #都市更新 #反迫迁
上世纪末艺术行动主义（Artivism）在世界各地陆续出现，香港前黑鸟乐队主唱郭达年取“艺术（Art）结合行动（Activism）”创立“艺行者”（Artivist）一词，影行者（v-artivist）名字灵感源于此。如果把具有参与式影像特质的纪录片看成影行者“艺术”的部分，那他们对旧区重建议题的介入正是与之相辅相成的“行动”。2007年影行者成立时已有成员以义工身份加入由湾仔旧区受重建影响居民组成的H15关注组。有一部分成员也是先加入由关心重建的市民组成的义工支援组，在协助重建关注组的过程中接触到影行者，然后加入成为成员。义工支援组、重建关注组与香港社区工作中曾出现的居民组织类似——早在90年代已有过社工、市民、学生组织起来联合支援面临清拆的天台屋居民，成功争取安置的居民运动[1]。只是随着社工界开始推行注册制度，社会工作更专业化的同时也越来越受限，在香港市区重建的语境下，取得资助协助重建区的社工机构亦不能做组织动员居民争取权益的角色——而“义工”反而给了关心重建的市民一个没那么多资源但也较少受限制的参与位置，这种义工和为机构提供志愿服务的义工是很不同的。对影行者而言，做“义工”也是彼此培养共识和默契的过程。如果要从参与式艺术角度来看影行者的艺术行动，不能仅看他们如何受到媒介行动（Media Activism）中南美、日本、台湾等地涌现的媒体影像小组的启发，还需要看到多年来他们在重建关注组、义工支援组摸索出来和不同人、社群结盟，互相对照、反思的社群实践经验。影行者经历了土地、住屋权益议题引发大量关注讨论，到大部分民间组织慢慢失去社会资源支持，相关行动也随之降温的十多年。在当时，他们是其中一个以行动促成社会意识转变的民间团体，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唯一结合艺术创作、社群实践、社区组织、社会及政策分析的团体，并且，在他们如今的转型实践中仍能看到某种延续。纪录片之外，影行者和（前）重建街坊、义工在日常相处中培养自主互助意识的过程也正是艺术实践者们想借“参与”达成的个体、集体转变。本文将香港的旧区重建议题看作理解影行者“在地性”的关键。为了理解影行者实践的语境，本文把他们的艺术行动放回相关的反迫迁运动脉络，也想借此回顾在香港公共艺术曾经的资助模式下，这类游走在“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团体所创造的公共性。
目录
“影行者在艺术界大概会被归类为社会行动者；在社会行动界又可能被视为更近媒体或艺术工作者；在媒体界，又大约会被认为是基层组织者。而我们，也乐于处于这种既三不像，同时全部身份的特色我们都兼有一部分的状态。因为，不以身份去判别人，是重要的。”[2]
影行者与（前）重建街坊和义工合作过多部纪录片及短片——关于湾仔利东街人民规划运动的《黄幡翻飞处》（2005），关于都市贫民反迫迁的《顺宁道，走下去》（2010），关于天星、皇后码头保育运动的《码头与彼岸》 （2010），记录小店经营者们在重建收地过程中争取保留社区网络留守到最后《水深火热的人们》（2007），集合不同重建区街道故事的散文电影《街·道——给“我们”的情书》等等。他们强调不会为了拍片介入重建事件现场，而是以义工身份加入重建街坊争取权益的行动，秉持平等互惠（reciprocity）的创作伦理做参与式纪录——比如用DV拍一些短片帮助街坊争取权利[3]。那时智能手机未出现，社交媒体亦不够普及，在面临重建的地区组织短片放映和讨论，能让因工作缺席会议及集体行动的街坊和外界人士及时了解事件进展。短片累积慢慢汇编成长片，去到不同重建区放映交流经验，再引出其他形式的活动，比如不同草根文化议题的导赏团，让街坊有机会介入重建事件做教育和创作实验，并形成了一个参与式纪录片与基层社会运动互动的资料库——包括YouTube频道中大量未完整收录到纪录片中的行动记录，不同时期的网络日志/博客、基层居民口述史，未在网络公开的内部会议反思、问卷——可以大概看到重建街坊和义工十多年来的变化：有些街坊从受人帮助到互助、自主行动，还有街坊以艺术家/手艺人身份活跃于不同的本地文艺场景；有些义工从关注政治政策到更关心人的处境。种种转变会发生是因为在行动现场之外，影行者成员有长时间和义工、街坊相处的方式，定期开讨论会也开“大食会”（聚餐），衍生出来的互助组织核心正是几位前重建街坊。他们能邀请街坊参与拍摄，通过社区放映营造临时性平民公共空间，正是基于多年相处、协作所累积的信任。本文因篇幅有限，暂时没能对不同参与者进行深入的访问，但笔者认为本文所整理的部份参与经验已能弥补一些社群/社区艺术的中文讨论中，参与者往往较少出场的遗憾。
本文想尽可能全面呈现影行者的行动方式——围绕重建议题的草根媒体与影像记录、自治集体、公共空间营造、艺术及媒体的普及化。研究过程以对几位不同时期“义工-成员”的访问为索引，借助影行者在网络发布的资料（讨论会资料，民间自主规划方案等），试图梳理——影行者为什么会长年关注、介入旧区重建议题，推动舆论从争取安置赔偿，到包含原区安置、保留社区网络的变化？为何做义工还不够，还需要变成“亲切的怪胎”？如何培力草根基层并形成共同体？如何模糊艺术和民主政治的边界，和其他民间组织串联，成为推动社会改变过程中重要的一环？
基于此，才能分辨影行者的艺术行动和其他同样有社会关怀影像小组或保育团体的差异。看起来大家都在采取差不多的形式——以地方/空间为线索的工作坊或导赏团、放映，以及口述史整理。甚至，影行者因为缺少吸引人的社交媒体视觉宣传，有时给人一种不够精彩的错觉，其实是他们刻意与艺术展览为主的视觉表达习惯及精英式的意识形态保持距离。他们想要提供和主流媒体不同的草根视角，还想将解读媒体的能力传播到影行者认为艺术表达中移情、沟通的过程，能磨练个体参与外界并建立联系的能力，重拾自主生活的信心，这些都和民主的养成息息相关[5]，是一个人无论贫穷富贵应被尊重的权利。所以做艺术表达普及化不单止是要挖掘、培养更多艺术家/爱好者或素人艺术家，也是培养更多能看到艺术创作、社群串联、社会行动与草根培力之间的关系并愿投身实践，在挫败中诚实反省和学习的人，以及能做“亲切的怪胎”的人[6]；什么是“亲切的怪胎”？是“既能在社群里面共策共力，又能在社群的主流惯性以外保持反省能力的人”[7]。回顾影行者历年成员，来自人类学、文化研究等人文学科背景居多，大部分人没有学院式艺术训练的背景，较少出现学院式艺术家和“非艺术”参与者/合作者由艺术/审美分歧产生的担忧，或许更容易成为“亲切的怪胎”。
艺术普及化是面向社群内部也面向公众的漫长教育过程，不背靠艺术市场或学术机构，要如何持续？影行者早些年一直有申请政府资助。比起大陆的社会参与式艺术工作者面临审查、资金、空间等多重限制需要采取游击式的生存策略，香港这边资助申请虽然繁琐，有时还不一定能给足申请数额，但至少有心做社区/社群艺术的人不需要寄生于由作品展示驱动的艺术经济也能拿资源做事。加上有媒体和社会福利机构组成的社会中间层起到传播和教育作用，以艺术品交易为主导的香港艺术生态慢慢出现了一些贴近基层、以街道或社群为据点的社区艺术实践，有的还会进入艺术界视野被讨论。加上近年社会氛围低迷，舆论环境收紧，反而有更多人想做社区相关的艺术项目来找回归属感。只是政府也加强了对文艺活动的管控，以前能做的活动现在都不一定能再做，影行者亦停止申请资助转而寻求其他方式生存。此时回顾影行者的实践，也是以他们为例，讨论游走在“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团体曾如何使用香港公共艺术资助，实践一种资助加自治的艺术行动模式，回应公共议题并进行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