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教育戏剧 #集体写作 #非学历教育 #教育资源 #“参与式艺术”作为方法 #练习空间 #乡镇青年
本文简介与讨论了两个为特定学生群体提供非学历教育服务的机构——HOPE学堂以及实务学堂。它们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就读于不同职业学校的学生（HOPE学堂），或是不再/无法继续接受高等教育或职业院校教育的青年群体（实务学堂）。文章试图去探索它们所实践的非学历教育，如何随着学生的变化与成长需求，以参与式的方法为TA们理解自身困境、家庭与社会压力、职业未来、社会性关系建立等等，提供“练习空间”。同时本文将“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参与式艺术的实践媒介，引向了这两个机构的工作所营造的“练习空间”。这种“空间”即指一种临时的、现实的空间，也指一种信任与安全的空间比喻——它们均意在为参与者创造超越于日常关系与经验的练习机会。让这些在学习自立的青年人得以在困惑的现实社会、家庭、学校之外，获得有所支持的挑战与探索。同时，这些实践也为“观众”提供了一个“理解”的位置，让职校生，或“混日子”的青年，获得可以被他/她人重新理解的表达与沟通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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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会是什么？作为曾经的留守儿童，实务学堂的创始人欧阳艳琴在讨论教育时曾说：“教育对我最大的改变是观念，重构了我的自我身份（认知）。比如反思生活背景里，那些约束女性的话语和行为。”[1]如果说艺术依旧可以作为理解、表达、介入社会及生活的媒介，而无论是克莱尔·毕夏普（Claire Bishop）所批评的“关系美学”，还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参与式艺术”、“创作者与参与者、“艺术与社会”等方面相关讨论，为笔者所提供的最大启发之一——即将“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媒介，[2]以及我在非学历教育中所看到的构建自我与社会关系的更多可能。
如何支持青少年自立？这是HOPE学堂及实务学堂工作的核心。作为教育者与支持者的HOPE学堂与实务学堂，在理解教育的问题、理解乡镇青年的状态、社会发展需求的各种境况后，通过各种教育服务所构建的场域——本文称为“练习空间”——为那些困惑而即将踏入社会寻求自立的青年人们，提供一个理解自身困境、家庭与社会压力、职业未来，同时建立社会性关系的条件与空间。作为“非学历教育”的践行者，实践的方向包括了帮助青少年建立自我及职业认知、心理健康及青春期教育、社会探索与生涯规划、自主性、批判性思维等。在理解这两个机构的工作方法时，非常重要的背景即是理解今天的职校生（或是未能继续高等教育的青年人）是谁？TA们所面对的境遇是什么？
“非学历教育”，根据国家所发布的“《非学历教育管理规定（试行）》通知”，指的是“高校在学历教育之外面向社会举办的，以提升受教育者专业素质、职业技能、文化水平或者满足个人兴趣等为目的的各类培训、进修、研修、辅导等教育活动”。[3]而“职校生”顾名思义，即指在职业学校就读的学生。一般所称的职业学校包括了职业学校包括中等职业学校（职高、中专和技校）和高等职业学校（大学专科院校），其与普通高中作为中间环节衔接了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20世纪90年代国家取消了“包分配”的就业福利并且推行付费上职校。职业院校毕业的学生失去了以往的就业优势，而上大学并且取得本科学历才能找到好工作逐步成为社会共识。随着时间的发展曾经作为香饽饽的职校教育，变成家庭与学生不得不面对的“普职分流”[4]问题，或成为其“不得已”的选择。
在2022年5月1日实施的《职业教育法》[5]进一步明确否认了曾在民间盛传的“普职分流”的说法，国家试图以立法的方式“明确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但不同的定位”。如果以社会职能分流为导向，职业教育本身是整个义务教育系统（教育资源分配网络/招生制度）中的一环，并无特殊性。但真正特殊的是，在职业院校当中接受教育的学生，TA们所面对的社会歧视与毕业后面对的生存压力。比如，网络招聘平台上大多数公司的学历要求是本科或以上，或是学校与工厂签订“实习”契约，在就业选择上没有主动性且缺乏保障。在此背景下，现实中在职业学校就读或出逃的青年群体——多数在14至18岁之间，其所面临的社会、职业、家庭等歧视与多重压力，难以在短时间内从“制度文本上的平等”，缓解其现实层面的困难。TA们，是一群需要多层支持以帮助其自立的青年人。而TA们，即是本文要探讨的两个机构，HOPE学堂与实务学堂的主要服务群体。前者主要服务对象是就读于不同职业学校的学生；后者的服务对象是不再/无法继续接受高等教育或职业院校教育的青年群体。
那，再进一步论，这些14至18岁的青年人，是谁？根据教育部发布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2012—2022年）》[6]，在中等职业院校的学生中，有70%以上的学生是农村户籍。尽管不同研究及调查显示越来越多在城市当中的打工家庭会将子女带在身边，但因户籍管理制度与教育资源分配的绑定，绝大多数打工子女从初中阶段开始，便必须面对并思考要重新回到家乡继续升学或进入社会工作的选择。在不同的新闻媒体中，用于描述TA们成长经历的标签包括留守儿童、流动儿童、随迁子女、候鸟、农村初中生、农民工子女等。而于青年阶段即进入社会工作的在TA们，大部分“标签”会是二代农民工、新产业工人等。
在笔者看来，TA们身上叠加着两种边缘性的身份：乡镇青年、职校生（进入社会工作后，这个身份多数会转变为“工人/产业工人”）；同时又交叠着多重发展困境：乡村（发展）的困境、流动打工家庭的困境、农村青年的困境。这其中既有结构性资源分配不平等所致使的问题，也有青年成长的支持问题。对这个社会环境的压力带来的困惑，TA们需要解释，但是这种解释无法在四散天南地北的打工家庭中找到、无法在年老受困于乡村的爷爷奶奶那找到、无法从同样迷茫的同龄友人中找到、无法在社会工作的工厂中找到。当遇到问题时，家庭系统无法提供支持，而社会系统亦没有提供支持的路径。
在文中，笔者将这两个机构所采用的工作方法及提供的服务内容，称为“练习空间”的创造。即，它们均为服务对象创造了超越于日常的关系与经验的练习空间。让这些在学习自立的青年人得以在其困惑的现实社会、家庭、学校之外，获得有所支持的挑战与探索。同时，这些实践也为“观众”提供了一个“理解”的位置，让职校生，或“混日子”的青年，可以被他/她人重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