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档案是“One Case Further·破例——社会参与式艺术系列调研”的文章合集。该项目由“和地在创”出品，由笔者担任主要策划，受广州美术学院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支持，自2023年10月启动，在一年的时间内与十余位对实践现场有深度参与或观察研究的写作者共同工作，最终完成十篇研究。在本文中，笔者将结合本档案的所有文章、与各位作者的交流、笔者平日研究和策划工作中对珠三角项目的观察，描绘个体、集体的行动路径和社会参与式艺术的一些特点。
本项目邀约作者及选取案例的出发点所强调的核心特质是“在场”，即：所有写作者都具备与所述对象共同工作的经验——与创作者、与参与者、与不同对接方等等。同时，各写作者及其研究脉络、写作案例亦是笔者长期观察及交流的对象。在场的目的并非是提供佐证或背书，而是希望能够借此提炼出重要的问题与写作角度，为读者提供尽量细致的进入现场的脉络，分享自身在现场的位置，从而更好地了解具体的语境、症结、困惑、关系。如近年来参与过“影行者”及其衍生组织的活动、偶尔做活动志愿者并因此逐渐掌握了粤语的项目写作者之一楚吉妮所言：“如何书写参与式艺术的‘在地’质感？让研究者/观察员的单一身份具有流动性，和研究对象有日常化的相处方式是必不可少的吧？” 由此所提炼出的“社会参与式艺术”的特质，不同于艺术史意义上的宏观判断或顺着学术理论的论证或推演，也并非“求全”，更不会认为这些案例的所有经验都是“成功经验”。我们的关注点是从中看到每个决定是如何做出的，其中的价值和伦理考量为何，为什么项目/空间会发生工作方向上的转变，文章的切入角度和叙述方式希冀做到具有人情味而不失专业视角。
同时，“在场”也是案例中实践者的自我要求，它意味着以自己的身心感知为主体，将所在场域作为核心，而不是以外在的项目框架、定义、指标要求为准绳，因此实践者总是不断自我更新问题意识、更新与各方协作的方法。我们可以从中清晰地感受到社会参与式艺术的概念和边界是由实践者具体的行动和现场的具体关系所形塑的，而不仅仅是以案例所讨论的议题或所在社群作为来定义。从案例出发，但落脚在细微处，并保持对描述方式和意义的敏感与觉察，是“破例”的题中之义。
笔者四年前选择来到广州，是出于这里生活、实验的成本相对比较低，社会仍有支持社会议题行动的氛围。当时笔者更多的身份是一个居民、写作者、研究者。身处在活跃的实践环境中，又有同行的信任与鼓励，使得笔者也有勇气去实验想法，做出各种策划、出版、创作方面的尝试，也在“参与”的过程中更加深入地体会到珠三角实践的种种特点，本项目的案例选择也希望能够带出这些不同的面向。首先，相较于数年前，“社会参与式艺术”无疑有了更多可见度，然而，近年的社会参与式艺术已少有直接针对具体议题而展开的行动，和传统媒体的联动与协作减少，在公共领域的影响力与传媒鼎盛时代不可同日而语。而仍然选择直接针对具体议题展开行动的实践者的生存空间缩小，也催生出不同的支持系统、传播方案和社群营造的路径。在更多情况下，珠三角的实践呈现出“在日常中进行”的特征——这首先需要调整自己的生活，尽量为实践——包括梳理自身——创造条件。许多艺术家搬离城市、来到生活成本较低的城郊或乡村生活，借此摆脱与工作的绑定，探索适合自己的生活节奏。与此同时，广州较为随意、开放的气氛和相对低廉的房租这几年也吸引了不少其他地方在社会参与式艺术领域深耕的实践者。许多实践者开放自身的居住场所或联动有共同理念的其他空间共同举办公共讨论、工作坊、就地取材的微型展览。一方面，这样的活动形式使得实践者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快速相应不同的需求；另一方面，这种日常活动的特质也创造了许多人与人之间见面交往的机会，使得艺术的感受和交流普遍化、日常化，松绑了以往项目式的思维方式，也营造了社群感。而由于这类活动往往注重参与者的感受及发挥他们的主体性，包括本身不在“艺术圈”的公众，也因此激发了日常创造和表达。我们也可以看到，“社会参与式艺术”并不和“艺术家”的身份绑定，有越来越多个人、社会组织也开始自主运用艺术的方式进行记录、表达、传播、自组织等工作。
其次，相较于数年前更为普遍的艺术家自行发起项目的现象，近年政府、社区、基金会、美术馆等不同主体更多进场，这些项目往往强调艺术实践需要围绕特定场域/社区展开，并通过促进艺术家与社工等在地工作者的协作来丰富“参与”的维度。这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社会参与式艺术。虽然这其中那些借用“参与”来获得某种合法性、单纯为了获得表面成绩的项目完全没有讨论的必要，却也客观上形成了鱼龙混杂的现象，局外人难以分辨什么是有质量的项目，形成要么吹捧要么彻底否定的两极化批判或明显的价值取向冲突。同时，艺术家的自我判断、实践思考有时难免与固定的项目框架或者地方因素产生分歧，而若想实现深入的实践与策划，各方如何创造性地回应项目框架和复杂多元的关系十分关键。因此，当下的实践对项目协调实施、观察评论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本项目选取的案例在不同层面上回应了这些问题，着重关注“失败”和新的策略，以及新的形势下实践者遇到的问题以及回应的方法——包含具体的工具、材料、合作方式，也包括不过多预设、注重倾听及调整、因地制宜的思路。我们希望这些案例分析能够对各类实践者、策划者、评估者能够有所启发。本书只涵盖了有限的案例，只呈现了这一阶段的工作，但与众多其他实践者的日常交流亦对本书案例的编辑角度有所启发，因本项目周期及篇幅所限，暂未能全部纳入本书，笔者将在其他编辑/策划框架中回应及完善。接下来，笔者将结合本书所收录的文章，深入探讨几个对理解“社会参与式艺术”来说十分重要的面向，也想厘清，讨论这些案例、这些方法到底有什么意义。
目录
我们可以设想参与式艺术项目中的一个常见情景：在地居民被邀请讲述他们的故事，以此为基础，项目会生成一些集体文本、图像创作等。这样的项目当然是“参与式”的项目，因为无论如何都有人“参与”了。然而这不一定是深入的社会参与式艺术。我们可以思考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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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是如何被招募的？社区中的全部人是否都有收到足够的鼓励和邀请？不参与的人，背后有怎样的原因？
项目的核心目标为何？是为参与者创造表达的机会和场合，在作品创作的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是激发参与者平时没有展现的问题意识，以此成为项目进一步深化或者社区发展的契机？是以艺术家的创作为核心，参与者的输出构成艺术作品的一部分？
作品的最终形式和内容是如何决定的？项目的展出和记录是如何决定的？
创作与社区的关系为何？ </aside>
如果项目发起者和组织者并没有深入思考这些问题，而只是举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活动，抱着“不管谁来参加只要有人来参加就好”的态度，那可能只是自得其乐。社会参与式艺术的实现需要找准落脚点，陪伴、倾听、相互尊重与自我反思是参与式艺术创作的基础。同时，参与式艺术并非就是“服务”的过程，也不意味着放弃发起者（艺术家）的主体性，**参与式艺术项目的“强度”和“方法”往往体现在它和发起者的主体性和问题意识息息相关**。从这一点来说它和社区营造有重合之处，但又不完全相同。本研究项目的多位作者们都提到，**社会参与式艺术各方的理想状态是“各有收获”。**发起者的兴趣导向也驱使项目有自己的特色和深度。用《把调研作为一种艺术实践》中任一飞的话说，是“主体能动性的相互激发”。这也就造成了，即使是同样类型的项目，由于实施主体与合作方式的不同，项目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例如，在“和地在创”项目中“二高表演”发布的艺术家驻留招募文本强调身体感受和表达，而“社区实验室SPL”发布的驻留招募文本则更为注重艺术项目对社区生活及文化背景特质的探究性。“二高表演”组织的“空中大排档”系列分享也展现出：每个人做事、进入社区、和人工作的动机与方法都不同，生长出来的创作特点也因此不同。
**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项目中的每个主体都有自己工作需要遵守的原则和节奏，如何能为不确定性留出空间、对指标之外的想法保有好奇和支持？**对于本身有明确核心工作议题和合作伙伴的实践者来说——如选择“普通”乡村和街道、落脚点在于“人” 的“影行者”和“春潮”——他们会根据自身对于目标的判断来调整策略，寻找不同资源推进。在“影行者”的案例中，有不少成员是先成为关注旧区重建、拆迁安置等议题的“义工”，在行动过程中接触到影行者，培养了共识和默契，然后选择加入。“义工”和志愿者类似，只是不为机构服务，亦不仅仅是支援居民争取权益，而是要探索参与式民主规划的可能性。相较于重建安置过程手握资源但也容易受其限制的社工，义工身份给关心议题的市民提供了一个更为灵活的行动位置，有些经历过重建的居民也会成为义工来支援其他正经历重建的人。随着重建项目不断新增，自下而上形成的义工组织网络也会延伸至各区。影行者的艺术行动（影像等媒介）是在这种行动网络中衍生出来的。就算没有政府资源的支持，只要在不同主体（与重建事务相关的机构、居民）之间持续“编织”关系网络，艺术行动也就能找到生发的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项目的案例实践者大都不约而同地**反对产业化、文旅项目模式的项目运作方式，希望能够与参与的人、事、地方建立深入且持久的联系，而这种深入而持久的“联系”正是“编织关系网络”的基础。**因此即使是在给定的项目框架内，他们也努力寻求搭建适合自身工作的节奏和方法——尽管有时候，这也会与希望在一定时间内有产出的项目组织方、甚至是项目参与者的初始想法相悖，但也成为了双方重新沟通和进一步深入的契机：
“村民不知道我们具体来做什么，但知道我们会保持联系，愿意花时间聊天吃饭，分享彼此的生活。于是，我们明确自己不是地产方代表，也不是像合作方一样的设计师。 …… 这种自由不只是尊重创作内容和方向，还是信任我们充满不确定性、灵活性、不可复制性的工作方法。在这样的关系中，我们才有空间与村民建立更宽松的关系，自由驻村，进而互相激发主体性与创造力。 当然，即便理想的合作关系也有很多较量。合作方作为项目的牵头方，承担大量行政与沟通工作，同时掌握更多一手信息与资金分配的权限。在他们行业的工作框架里，明确的项目指标、商业绩效是首位，因此我们要不断拉锯争取，并为自己的工作做阐释。”
——[《活在彼此的遭遇里——深山瑶寨工作手记》](<https://onecasefurther.notion.site/15cfde84fb51800cb763fa54d80df4d6>)
除了有意识地建立联系、编织网络，同样重要的是保持陪伴和倾听、激发潜在的想法、共同创造出未知的形式，而不是死板地按照预先设定的艺术理念去推进一个项目。在[《作为“练习空间”的非学历教育服务——以HOPE学堂、实务学堂为例》](<https://onecasefurther.notion.site/HOPE-15cfde84fb518053a3d0f72f7dc6ddee>)一文中实践者说道： “自己就是在做教育，而身份的想象上，还是会希望与学生成为朋友。”如果没有“朋友”式的日常陪伴和沟通，HOPE学堂也无法以共创戏剧、杂志的方式充分调动同学们的情感，同学们也不会全情投入、信任地参与。